从全球角度看，传统媒体向新媒体的转型都不是很顺利，在中国，这一点表现的尤其明显，因为中国新媒体的发展特别迅速，这直接或者间接地颠覆了旧媒体的发展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媒体是否还能够坚持原有的人才标准和用人机制？是否要接受互联网思维和用户思维？如何把社会责任和市场导向结合起来？这些都是传统媒体在人才战略中应该考虑的问题。如果我们把新媒体视为媒体的话，我们会发现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拥有的人才非常的不同，新媒体人好像自然而然的就服从市场的规律，而传统媒体的人才似乎天然的就具有一定的政治意识。
一、传统媒体急需的三种人才
最近一些年发生在新闻界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传统媒体的人才在向新媒体流动，要知道传统媒体的很多人至今为止仍然是看不起新媒体的，因为看上去新媒体和旧媒体比较，它依然不像是媒体，或者说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媒体。但是，问题也许正在于此，新媒体为什么非要像媒体？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新媒介，媒介和媒体的概念似乎正在被打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媒体的许多人一直秉持着一种媒体思维，以媒体自居，以做媒体人为骄傲，在他们眼里，新媒体终归不是媒体，不是正规军，是散兵游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来看看传统媒体对人才的需求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换句话说，它们今天更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一)优秀的内容提供者
人类的信息传播基本上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事实层，也可以说是告知层，简单告诉你发生了什么。第二层是解释层，涉及有真相的事实，需要有专门人才来解释，并且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人都对真相感兴趣。第三层是观点层，可谓意义层，以评论为主，这个层次的受众就更少了。这三个层次也对应着新闻报道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就是信息阶段、故事阶段和评论阶段。
不客气地说，新媒体好像已经把传统媒体逼到了第二个层次，也就是说，新媒体的速度在信息传播的第一层次上占了优势。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今天我们可以称之为好内容的东西大部分来自传统媒体。好的内容还是要靠传统媒体？虽然新媒体给我们生产了很多好的形式，但是大部分好的内容似乎还是来自于旧媒体。所以，内容为王好像是在这个层面上探讨才有意义。反过来说，传统的渠道为王的概念如今仿佛归属了新媒体。比如说，腾讯靠什么赢了对手？现在看，它是靠产品击败了门户网站的劲敌。换句话说，做产品的打败了做媒体的。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可能来到了产品媒介时代，媒介更像产品，而非媒体。这也许是很多人不想看到的，内容好像被形式控制了。更奇怪的是，这个结果并非都是政治使然。看上去是媒介自己改变了。
今天我们不缺少渠道，我们缺少的是内容，有价值的内容。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渠道过剩的时代，在现实中，我们到处堵车，而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我们畅通无阻，麻烦的是我们缺少有份量的内容。如果我们的内容仅仅停留在信息的层面，甚至于滑落到数据消费的地步，那么，我们只会变成故事消费者。当多渠道遇到了少内容，渠道的丰富多彩有可能衬托出了内容的捉襟见肘。单纯的管道加粗和管道数量的增加都会扩大内容的流量。也许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内容为王才逐渐让位于渠道为王。看上去渠道畅通无阻，好的内容变成了稀缺品。从渠道稀缺到内容稀缺，渠道解放让路于内容解放。
也许我们还可以按照传播来把内容划分出三种形态，第一种是事实传播，或者更专业的叫事件传播，只传播事实，不带观点，强调客观；第二种是观点传播，往往是采访有观点的人；第三种是话题传播，通常是针对人们议论纷纷的事情而进行的一种背景式传播，经常有粉丝基础。
20世纪末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媒体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许多好记者和好文章都出自媒体的经济部，经济部成了人才济济的地方，这源于中国的重心是从阶级斗争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经济部现象不仅仅出现在人民日报，也显示在央视。历史的看，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日报最火的是国际部，最佳人才仿佛都在国际部，我们不妨称之为国际部现象。按照这种历史规律，下一个部门现象又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呢？或者传统媒体已经变成了单兵作战的场所？
我们现在可以设想一种情景，就是当看《新闻联播》的人遇到了读《环球时报》的人，这时候会发生一些什么？因为这两个媒体似乎都已经被纳入可以影响世界观的范畴，只不过前者的观众稍微老一点，信息感更强，更多国内存在感。后者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强烈一些，观点性更突出，国际存在感更强。对于只关注一个信息渠道的受众来说，他们往往更容易相信这个渠道的信息，排斥其它渠道。这两个媒介可以说代表了如今中国传统媒体的某些存在状态。
在新媒体的倒逼下，传统媒体恐怕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新闻和评论应该分开吗？从新闻专业的角度说，观点和事实应该分开，如同编辑和经营应该分开。但是，无论是在新闻教学上，还是在新闻一线的报道中，我们都不难看到一种微妙的变化，就是新闻评论越来越多的成为了新闻写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如同是对新闻客观性的挑战，但是，如果是从内容产业的角度看，又不难理解，因为新闻毕竟不是由机器人来写作的。为什么机器不能完全代替人来写新闻？除了就业的考虑，这更像是一个未来学的问题，谷歌开始使用搜索引擎来抓新闻时，看上去取代的是编辑的工作。机器似乎是能替代差的新闻写作，而不能替换好的。机器可以比人更冷血。但是，人可以做到主动的客观，机器顶多做到被动的客观。况且新闻也需要情感写作。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看纪录片的情况，纪录片为什么更容易被西方社会所接受？从形态上说，纪录片是西方产物，因此，在跨文化传播中，形式认同恐怕是纪录片容易被西方主流社会接受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纪录片和新闻谁离历史更近？通常，我们说新闻是明天的历史，但是，倘若完全用新闻来构成历史，我们可能会得出两个结论，一是英雄创造历史；二是新闻属于明日黄花，速朽，似乎不足以承担历史。纪录片的资料性好像更符合历史要求。不过，纪录片往往不会满足于记录历史，它还要影响当代社会。因此，我们会常常感觉纪录片比新闻还要真实。
新闻和纪录片有哪些区别？前者快，后者慢；前者偏客观，后者偏主观；前者短，后者长；前者是开放的片断，后者是封闭的完整；前者似产品，后者像作品；前者雅俗共赏，后者阳春白雪；前者转瞬即逝，后者真实再现；前者排斥艺术，后者容易被当成艺术；前者是明日黄花，后者持久。
从传统媒体的角度看，我们的新闻采访水平下降了吗？至少从电视新闻采访上看是如此，如今很少能够看到一个精彩的新闻采访节目，央视的《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节目似乎都已经边缘化了，新闻采访有主持人化的趋势，主持人越来越会说话，已经不是记者采访了。过去说主持人不会采访，现在是说新闻成为常态。剩下的采访亮点好像就是街采了。
(二)懂新媒体的人
传统媒体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与新媒体的融合，但是，今天的一个普遍比较悲观的看法就是旧媒体的人往往搞不好新媒体。为什么？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传统媒体的人缺乏互联网思维，先不说互联网思维这个概念是否准确，单说这样一种现象就已经十分惊人了。从20世纪末网络媒体成气候之后，全国的传统媒体几乎都开办了自己的网站。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报纸办网十年不成。究其原因，除了政策和体制等因素外，传统媒体惨遭滑铁卢的最大问题似乎是缺乏互联网基因。
为什么传统媒体向新媒体的转型很难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很多旧媒体并不想变成新媒体，或者说它们也不大可能摇身一变就成了新媒体。新旧媒体看上去是各自干着不同的事情，新媒体也不会变成传统媒体。现在的情况是，旧媒体喜欢拉着新媒体的大旗，继续做着传统媒体的事情。
在这里，我们容易忽视一个问题，即传者是如何向受者转变的？过去很长时间，我们关注更多的是受众怎样变成了传者，也就是所谓的自媒体。但是，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就是传者也会向受者转变。在微博和微信上，这一点似乎很明显，记者来这里不仅仅为发新闻，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进入受众的管道，不是体验生活。
好多人为什么喜欢看电视台的跳水节目？不仅仅因为中国有些世界冠军，也不只是由于几个冠军嫁入豪门，更重要的恐怕是绝大部分人一辈子都不大可能去高台跳水，所以，现在有人替他们体验了，并且还是她们喜欢的明星，何乐而不为！如今文化的体验成份越来越大，开关似乎是触觉。过去我们有体验式采访，今天我们有体验式媒介。手机媒体在这方面表现的格外明显，媒介似乎激发了我们的触觉。从听觉到视觉再到触觉，媒介的体验感好像在逐步增强。从别人替我们体验，到自我体验，触觉媒介显得很关键。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报纸和网络的对抗，现在好像很少有人怀疑报纸会消亡，不过，看上去报纸在消亡之前依然很顽强，特征是它用自己最优秀的深度能力来最后搏击网络的挑战。但是，问题似乎也出在这里，报纸退守堡垒的做法可能恰恰让它失去了一次拥抱新媒体的机会，它赖以生存的深度调查和评论都难以融入网络。
(三)熟悉大数据和统计的人
在大数据时代，对数字的敏锐变得越来越重要，虽然这不一定意味着精确新闻主义的复兴，但是，它的确反映了数据新闻的重要性。即便我们对大数据的概念有所怀疑，不过，我们的新闻报道确实面对着越来越多的数字和统计表，我们显然不能只是满足于把这些枯燥的数字翻译为有趣的事实，也就是数字科普。今天的数字媒体和数字记者明显也比过去站得更高一些。
让我们看看大数据和统计局的区别，看上去前者比后者更靠谱一点，因为大数据好像说了更多的真话，同时它也有更少的水分。但是，它目前似乎和统计局一样难以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个体和群体的关系，或者说是少数和多数的关系。
大数据一个很直观的表象就在于它可以把用户分成很多群体，力争做到精准服务。细分受众，是大数据时代媒体变革的一个方向。只有迎合细分市场，专注于某一细分领域，才能获得人们的青睐。越专注，说明你越专业，人们才会信任你。从理论上说，这并不是新媒体的专利，因为传统媒体取胜的一个关键就是专业化，或者说是职业化，都突出的是专业精神和专业主义。由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一款基于数据化挖掘的个性化信息推荐引擎――今日头条，自2012年8月份上线以来，已经累计用户9000万以上，成为增长最快的资讯类客户端。虽然它引起了一些争议，但是，它也带给传统媒体一些有益的思考。头版头条本来是报纸的概念，现在已经广泛使用于新媒体。类似的例子还有新闻观点化和观点新闻化的现象，在新媒体时代，这种情况似乎是更容易发生的。让我们多少有一点看不懂的是，新媒体好像比旧媒体更能促进观点的进步，并且它仿佛是把观点变成了新闻，又反过来把新闻变成了观点。新闻跟帖是一个例子。我们过去经常说现在是观点新闻时代，实际上，这个时代的真正到来还是因为新媒体。
二、传统媒体的人才战略
媒体毕竟用人机制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的用人问题，媒体不是桃花源，它不能脱离社会的人才生长环境。
具体说到媒体的特殊情况，如果一个单位里的人素质都很高，那么，很有可能一个人的能力也会随之提高。但是，这更多是指过程，而非结果，因为能人之间的内耗也是很大的。另外，把能人吸引到一起的往往会是忽略效率的单位。因而，能人多的单位通常人才外流比较厉害。大到国家，小到省市，都会有这种现象。
再来看看人才招聘的辩证法，在人才招聘的问题上好像有一个规律，就是通常如果招聘单位特别牛的时候，它就会降低门槛，因为它自信可以识别优秀人才。反过来说，如果说你的招聘条件定的太高，可能往往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就是你不够自信，没有自己的人才评价体系。招聘也是人才评价过程。
传统媒体现在需要做的是建立具有竞争力的人才引进机制和用人机制。
(一)能够满足新闻人的新闻理想
什么是新闻理想？就是希望从事新闻工作，想到一线，渴望作为新闻的见证人，惩恶扬善，揭露黑暗。这种理想不仅仅年轻人会有，也不只是学新闻的学生会有。不是所有的职业都会有这样的职业理想，也不是所有的新闻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拥有新闻理想。坦率地说，这种理想是每个社会都应该鼓励的。
在媒体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几种人，第一种是看明白的人，媒体很容易生产这样的人，因为见多识广，并且离政治近，熟练，平静，吃透国情。第二种人还有新闻理想和激情，他们是媒体存在的重要理由，愤世嫉俗，如同愤青。第三种是把媒体当成营生的人，如鱼得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三种人的形成也和个人性格有关。
现在选择进入传统媒体，无非因为两个原因，精神与物质。以报社为例，选择去报社的多是想做新闻并且追求新闻理想的人。但是现在一些媒体，尤其是二三线城市的一些都市报，让记者去拉广告，这会让本来有新闻理想的记者产生反感情绪，精神上满足不了，加上工资也不是很高，因而容易造成人才流失。与新闻理想有矛盾的就是官本位，尽管很多人都知道媒体界并不是挣大钱的地方，但是，这并不妨碍官本位意识对新闻业的侵袭。这可以说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一个主要区别，传统媒体是有行政级别的。在中国，一般的看法是谁的行政级别高，谁就更懂政治，因为级别越高，掌握的政治信息越多。
在媒体的行政级别的改革方面恐怕也不适合一刀切，比如说有的单位就适合大行政级别概念，级别之间跨度很大，方便上下级沟通，这种级别方式有利于亲和力。还有的行业可能就适合小行政级别，级别之间差距细腻，这种级别机制容易建立权威性，弱点是会被很多人视为增加官僚数量。想要一下子完全取消传统媒体的行政级别恐怕是不现实的。
这其中可能还涉及到大单位和小单位的区别，小单位领导多是从大单位调来的。单位越大，行政级别就越高。更有趣的是，好像越是大的单位，它的干部越有可能调出，升职到别的单位。按照这个逻辑，小单位的政治空间是比较窄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小单位的政治层级反而更细化。
一般来说，外来的领导干部有时候会影响本单位人员对仕途的热情，级别比较低的单位有更多的机会在单位内部选拔干部。
比较而言，级别比较高的单位会有更多的机会搞干部交流，不只有外面调入的领导人，还会有从单位调出的干部。专业化程度高的单位容易倾向内部选拔，专业化程度低的单位容易从外部调入。
(二)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用人机制
在探讨用人机制的时候，传统媒体常常是比较排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比如说，在很多有关媒体机制改革的研究中，非常容易发现一些超出媒体可控范围的研究，也就是说，这些研究把许多不属于媒体行为的因素安在了媒体的头上，结果就显得不伦不类。不仅仅媒体背后的政治影响是如此，经济影响也会如此。比如说媒体作为法庭的研究，还有政治传播的改变。在这方面，我们能够做的往往是让媒体成为媒体，让他们做他们能够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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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使冗杂繁复的机构变得更为精简明确，便于整合全台综艺娱乐制作力量，做强东方卫视。独立制片人制度能够促进电视生产的专业化，探索出能适应当代观众收视的电视新模式。
现在，很多单位都引进了人力资源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人事处的概念。过去一些媒体沿用的给记者打主观分数的做法也显得陈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