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位于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城北一公里的桥山之上，山上8万株参天遍野、长青不凋的古柏簇拥环绕着黄帝陵。山下沮河绕陵缓缓而过，山顶有一块“下马石”，上书“文武官员至此下马”。在“下马石”左前方，沿着石砌台阶前行数百米，有十数米高的大土丘，称“汉武仙台”，传汉武帝北征匈奴，归来时祭祀时筑。由此北行二三十米，就是黄帝陵。陵高3.6米，周长48米，四周砌有1米多高的花墙。陵前大石碑上刻有“桥山龙驭” 4个大字，相传黄帝即由此乘龙升天。再前有祭亭，红柱绿瓦，四角飞檐，亭中石碑刻“黄帝陵”几个字是1958年毛泽东主席转请文物大家、文化大家郭沫若题写。1961年这里被国务院公布为保护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列第1号古墓葬。
1990年代开始，在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关注下，在桥山山麓修建了祭祀大殿和祭祀广场。总建筑师张锦秋院士秉承“山水形胜，一脉相承，天圆地方，大象无形”的理念，把祭祀建筑和周边山川形胜做了极佳的处理，无论是远观还是近瞅，威仪感皆有。中国人比较含蓄，凡事不喜张扬。喜欢在润物无声中将思想、文化蕴含于建筑符号中，形成独有的建筑美学。而这种独特的美学在黄帝陵显得尤为突出。
祭祀大殿，也叫轩辕殿。以上古祭祀祖宗、天子的太庙为基础，以“黄帝明堂”为原体，以汉代建筑为风格，由36根园形石柱围合成40米×40米的方形空间，柱间无墙，上覆巨型覆斗屋顶。顶中央有直径14米的园形天窗。蓝天、白云、阳光直接映入殿内，整个空间显得恢宏神圣而通透明朗，大殿地面采用青、红、白、黑、黄五种彩色石材铺砌，隐喻传统的“五色土”，以象征黄帝恩泽的祖国大地。轩辕殿正中悬挂的“轩辕殿”三个金字匾额出于著名书法家黄苗子之手。
轩辕殿里黄帝神位以浮雕形式刻于大型石材上，立于大殿正中偏北处。以东汉恒帝建和元年建于山东武梁祠的黄帝石刻画像为蓝本，像高4.1米，宽2.92米。一手指向天空，一手置以胸前，侧身向前，似乎在告诉后面的人，随我前行。也显出黄帝的古朴神韵和“一指定乾坤”的神秘与传奇。站立于西侧仰视，黄帝坚毅刚强，似在领导先民奋斗创业；正面仰视，黄帝慈祥亲切、意境高远；东侧仰视，黄帝欣慰自信，似在注视着炎黄子孙和神州大地……当阳光升起，黄帝像最东南角先受到阳光的照射，然后随着太阳的移动，到了正午时分，阳光正射，整个黄帝像都沐浴在阳光中，形成天、地、阳光共集一身的神奇景象，体现出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自然景观。
大殿对面的祭祀广场几百面公祭时用的黄色盘龙图案的幡旗整齐地排列在广场两边，微风吹过，旌旗烈烈。象征天子等级的九对2米高的三足青铜牛鼎依次排列在龙旗之前，一言九鼎的博大气度，稳立于祭祀广场之上。龙旗北端陈列钟鼓。东侧钟身为浅浮雕黄帝功德图，正中铸有“龙魂”二字。西侧的鼓台与钟台对称对应，号曰“闻天”。设计兼顾礼乐钟之外形、庙堂钟之音响和时代之风采，是用于公祭轩辕黄帝陵的礼器。表现了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体现钟铭盛世、龙凤呈祥、天人合一的意蕴。每当公祭典礼开始前，钟鼓齐鸣，悠远悠长悠扬，声传十里外。前人有心，建筑有形，数不尽的炎黄子孙，代际相承，种树、修葺，整修，为后世子孙营造出了宏伟、庄严、古朴的氛围。桥山峨峨，沮水泱泱，翠柏参天，此实为炎黄子孙祭祖圣地。
二
翻开陕西省地图，可以看到黄陵县正好处于陕西省的中间位置。其实，这里，以前就叫中部县。1944年，因黄帝陵寝在这里的原因，彼时的国民政府将其改为黄陵县。这恐怕是国内最早因为名胜古迹而改名的地方了。地名具有社会公共历史文化产品属性，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历史事件、典故、文化全包含在其中，中部县改称黄陵县，一目了然。
当时，日寇于我中华大地上肆虐猖狂，亡国亡族亡种危机最甚，改名黄陵县除了对始祖发自内心的一种尊崇外，大概也是为了高扬始祖旗帜，以振奋全体中国人，以告诉全体中国人，勿忘吾之民族为千载绵延的黄帝子孙，我们这个民族历经百代，瓜瓞泱泱，从未绝灭，今日此时之苦之痛之伤之亦是一时之小坎，全民团结，定能胜利。当然，这也是今日之猜测臆想罢了，但民国时期，大师云集，教授学养深厚，学人史识丰博，改称黄陵县，并无反对声，恐怕不是随声附和，无稽之谈，一时兴起。恐怕也不似今日为旅游开发和名牌效应而兴起的更名热潮。
黄帝陵的意义似乎还不仅于此。清末，1908年同盟会曾专程派员祭扫过黄帝陵，陵前明志以期推翻满清政权；1937年清明节，抗战爆发前夕，为驱除外敌，国共于黄帝陵前共同祭祀过黄帝陵；1946年，台湾知名人士组织了“台湾光复致敬团”，专程赴黄帝陵拜谒，表达其回到祖国怀抱的民族感情和认祖归宗的情怀。1997年、1999年，香港、澳门回归后，两地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何厚铧先生分别亲笔题写了香港、澳门回归纪念碑字，并于1998年、2000年清明节先后立于轩辕庙内，用这种古老的祭祖方式来告慰我们的老先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开始走向强大，开始走向强盛。在黄帝陵前虔诚祭祀，向祖宗明誓，成为一种惯例，抑或传统。让老祖宗见证着发生着的一切，想向老祖宗说明什么。也许，什么都不用说，一切尽在不言中。
黄帝陵
三
黄帝，我国原始社会末期黄河流域的部落首领，开创了中华民族的最初雏形。“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肇启鸿蒙,修德振武,韶德懿行”，是农业、畜牧业生产的创始人，发明创造了养蚕，舟车，文字，音律，医学，算数，古籍称“黄帝定百物之名”、“凡技术皆自轩辕始”。功勋赫赫、日月可彰。五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在“得其利、畏其神、用其教”。由于功劳甚大，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传颂成神人合一的中华民族祖先形象，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人文初祖。黄帝，使华夏民族由蛮荒时代跨入了文明时代，其丰功伟绩理所当然地受到后世的敬仰和崇拜。人们为了表达对人文初祖的怀念之情，在其陵寝所在地——桥山黄帝陵前立庙祭祀。在之后的几千年里，祭祀活动从未中断。从夏商周到秦汉隋唐宋元明清，除了有的时段将黄帝同时作为“天神、“帝王”祭祀外，都无一例外地将其作为祖先而祭奠。
《竹书纪年》载，第一次祭祀黄帝，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黄帝仙逝后，由黄帝的大臣左彻“削木为黄帝之像，帅诸侯朝奉之”；而祭祀黄帝成为制度距今4000年前。《国语·鲁语上》载：“故有虞氏褅（音帝，祭祀）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褅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有虞氏就是舜及其后裔；祭祀黄帝是其祖先崇拜和制度。《穆天子传》记载，距今近3000年前，周穆王“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丰隆之葬，以诏后世。”公元前422年，秦灵公三年，秦灵公“作吴阳上上畤,专祭黄帝”。汉初，高祖刘邦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事礼祠之如故”。并曾制定《置秦皇楚王陈胜等守冢诏》，确立了一系列遗产保护政策，尔后两千多年的岁月里，历代王朝或有曾增损，但基本格局是不变。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亲率18万大军征朔方还，祭祀黄帝陵。在黄帝陵前留下了一大土堆，号曰“汉武仙台”。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等都有祭祀黄帝的记载。
及至隋唐，国家在黄帝陵寝进行祭祀成制度化。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距今1200多年。朝廷设官管理黄帝陵、庙，遣官按时祭祀黄帝。到了宋以后，国家黄帝陵庙的致祭受到了格外的重视。宋这个朝代很奇怪，国力、军事、威望上和汉唐比，已经收缩、内敛的很多，屡受周边民族入侵，甚至多次签订屈辱的城下之盟。但是在文化上、经济上，历经前边几十个王朝的螺旋式累积，爆发式地跃上了历史的顶峰。尤其是文化方面，理学蔚然成风。而理学尊崇黄帝，尊崇黄帝文化。故而，此时亦重视黄帝陵的祭祀，以昭示正统，以示范天下。宋初，赵匡胤下旨，凡是前代功绩昭著泽及后人者都应该加以崇祀，不得使其庙貌荒芜。当时的轩辕庙被列为重点加以整修维护。同时规定朝庭每三年祭祀一次黄帝陵庙。为了祭祀的方便，将唐代宗大历年间中设置的黄帝庙从桥山西麓移至今黄帝庙所在地。
元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为表示其统治合法性，亦认同黄帝文化，对黄帝陵庙的祭祀也很重视。《元典章》中规定，黄帝与伏羲、神农都是开天辟地的先祖，国家应该祭祀，而且也专门拨付资产以保护修葺之。
明代，朱元璋认定全国范围内有34处帝王圣贤陵寝需要作为祭祀对象。桥山黄帝陵被列为国家祭祀始祖的圣地，并要求每次祭陵的祭文、祭祀日期、祭品名称、数量和主祭、陪祭官员姓名都要刻石立碑。他特遣中书省管勾甘赴黄帝陵致祭，留下了现存最早的一篇祭祀黄帝陵的祭文。同时，设立品秩为五品的护陵官二人，尔后来的县令即为护陵官。1375年，明太祖朱元璋降旨在轩辕庙大殿内塑造轩辕黄帝像一尊，以便利后世瞻仰和祭奠。以后每三年一次，大祭祀由皇帝亲写祭文，由太常寺派遣大臣携带香帛、贡品前来桥山祭祀。有了太祖的示范，有明一代，载入史册的祭祀黄帝活动14次。
清沿袭明，次数较明代多，大约30次。康雍乾等帝对熟稔汉文化，知道统治者的合法地位对于管辖治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多么的重要，似乎也基于此，清时更重视、在意对黄帝的祭祀。这一点，元和清有神似之处。今天，我们去黄帝陵碑廊，就可以看到彼时的多块御制祭文碑。碑刻无言，碑石有痕，这历史的记忆，全在那斧凿刀刻之间。
黄帝陵
四
进入民国。
孙中山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曾亲撰祭文，专程派员赴黄帝陵祭祀。民国时代，时局动荡不安，政权更替频繁，军阀混战，历届政府都顾不上祭祀黄陵。而第二次由官方祭祀已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1933年8月22日，国民党元老邵元冲，收到西安《西京日报》社社长丘元武寄来的陕西中部县黄帝陵照片多张，认为“殊可珍贵”。由此萌生了祭祀黄帝陵的念头。次日，邵元冲即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提出倡议：“黄帝为中华民族之始祖，故陕西中部县之黄帝陵，应崇其祀典，提倡国人年年祭谒。斯也提倡民族主义之原也。”他认为祭祀黄帝陵是发扬孙中山倡导的民族主义的最有效行为。国家层面应该组织进行祭祀。并于1934年与戴季陶等人发起倡议施行民族扫墓节。规定每年清明日为民族扫墓节,由国府中央派员前往祭扫中华民族始祖黄帝陵。
1935年3月31日，邵元冲自南京启程前往陕西，他在日记中写道:“连日阴雨冥晦，本日天忽放霁，知黄帝之灵来接也”。4月4日，国民党中央代表张继、邵元冲会同国民政府代表邓家彦，陕西省方面邵力子、郭英夫、冯钦哉、雷宝华、李成钢、宋志先等人前往中部县祭拜黄帝陵。由于天气和交通的原因，于6日下午到达中部县，改定为4月7日致祭黄帝陵。4月7日早晨8时，公祭黄帝陵仪式开始，张继、邵元冲、邓家彦代表中央政府进行主祭，邵力子、郭英夫等六人代表陕西地方进行陪祭，当地有民众5000余人参加了祭祀过程。典礼仪式为全体肃立、主祭者就位、上香、献爵、献花、恭读祭文、行三鞠躬礼等程序(《中央日报》，1935年4月15日《中枢代表祭扫先陵之经过》)。仪式完毕之后，张继等人又绕黄陵一周进行参拜，方才离开桥山黄陵，这便是1935年民族扫墓节公祭黄帝。
1935年国民政府公祭黄帝，是整个“民族扫墓节”系列活动中最重要的公祭活动。除了公祭黄帝之外，陕西还公祭了周陵、茂陵。“中央此次举行民族扫墓节，祭周陵、茂陵及黄帝陵，其意义厥为唤起民众，追念我汉族祖宗，发扬我民族精神。”(《申报》，1935年4月21日《张继由陕返平，将筹款修葺黄陵》)。正是因为1935年公祭黄帝大典的举行，彼时的国民政府开始在全国发布政令，要求推行“民族扫墓节”，以“发扬民族历史精神”而团结抗战。
以祭祀黄帝为主的民族扫墓节能够在全国推行，固然与于右任、戴季陶、邵元冲等国民党元老的努力分不开，更重要的是与当时的国内形势有关。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蚕食中国，民族安危旦夕，国民党中央政府也冀望通过民族扫墓来激发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将各方的资源整合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
1936年民族扫墓节，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代表官方赴黄帝陵公祭黄帝。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1937年3月，蒋介石与周恩来在杭州判时提出，国共共祭黄帝陵。此时家国情形何堪，共祭意义自然不同一般。
1937年4月5日清晨7时，国共两党在黄陵前举行民族扫墓典礼，祭祀黄帝。国民党方面有中央代表张继,国民政府代表孙蔚如主祭，刘震东、于学忠等参加陪祭,共约千余人。中共方面派出了林伯渠作为代表参加祭祀，虽然当时国内一些主流报纸如《申报》、《大公报》并未对中共参加祭祀进行报道，只有《益世报》提了一句：“陕甘边区新编军队，亦派代表4人参加，以示尊崇整个民族祖宗之意。”但当时中共的机关报《新中华报》对林伯渠参加公祭有详细报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特派代表致祭黄帝坟墓,举行民族扫墓典礼，苏维埃政府代表苏区内全体公民为对中华民族之始祖致敬，并表示誓死为抗日救亡之前驱，努力实现民族团结计，特于五日派遣代表前往参加。该代表在民族扫墓典礼上恭读了祭文，以寥寥数句描述黄帝功绩,大量篇幅表达现实诉求,指责日本侵略和汉奸横行，痛恨国家的沧落，望各党各界组成民族统一阵线以救国家于危难，实现‘还我河山，卫我国权’之宏愿。”(《新中华报》，1937年4月6日《苏维埃代表参加民族扫墓典礼》)
从祭文的内容来看，国共双方在对黄帝的认识上，有诸多相同之处，都承认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和象征、称颂黄帝的丰功伟绩以及强调通过公祭黄帝来发扬民族精神的民族主义。相较而言，毛泽东亲手书写一篇这篇《祭黄帝文》，把中华儿女为国效命，剑履俱奋的慷慨跃然纸上，此番告祭情怀，不独远超国民党的祭文，亦为历代祭文之拔萃者，被誉为中华民族抗日的“出师表”。毛泽东当时寄将这篇祭文寄给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到延安采访的范长江，希望他帮助发表。不过，这篇祭文最终未能见诸国统区的报刊。今日想起，实为憾事。
历史的看，在抗战国势艰难之际，设置民族扫墓节，举行全民族公祭黄帝大典，追念中国历史先贤，的确有团结民众，振奋民族精神御辱杀敌的积极意义。
1937年国共共祭黄帝陵之后，双方又于1938年、1939年又两次合祭黄帝。1942年冬，蒋介石曾题写“黄帝陵”三字，刻成石碑，立在黄帝陵。从1935年到1947年，国民政府每年都于民族扫墓节派员前往陕西黄帝陵公祭黄帝，未有间断。1948年和1949年的清明节，国民政府在陕西省政府大楼北端布置礼堂，还举行遥祭黄陵大典。
1949年后，国民党对于黄帝祭祀的活动也未曾中断。除了例行的春祭和秋祭，每年4月5日清明节，在台北举行“遥祭黄帝”典礼，初献、亚献、终献，程序一样不少。而海峡这边的黄帝陵，也照常按时按节祭祀着。两岸同根同祖同源同文，在同一时间祭祀同一祖宗，都表达着炎黄子孙对始祖的缅怀之情和最深的敬意。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民党要人中，于右任的黄帝情结也颇让人感念。他1918年回陕祭陵，返回南京后即搜集整理先秦以来有关黄帝事迹和传说的记载，花十数年时间，分目编纂，详加考证，辑成一书，取名《黄帝功德纪》，于1935年出版。书中详细叙述了黄帝世家传承，黄帝与中华民族、黄帝与中国文化、黄帝的功德等等。册子很薄，不到百页，但厚重、沧桑、荣耀全在期间，让人不禁慨叹。
五
1948年3月黄陵县解放，黄帝陵祭祀一如既往循例举行。清明节期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西北人民解放军有关领导前往黄帝陵祭祀。1949年清明节，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和黄龙专区专员前往黄帝陵致祭。及至以后，祭祀活动也一直在继续。1980年代以来，每年都有大批港澳台同胞及海外的华侨华人回国祭拜黄帝陵。1984年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和夫人专程拜谒黄帝陵并留言：“世界各族皆兄弟，黄帝子孙独人杰。” 1988年，台湾“外省人返乡探亲团”一行25人拜谒黄帝陵，他们身穿特制套服，胸前印有“想家、想家、想家”的字样。2005年4月5日，蒋孝严专程来陕参加清明公祭黄帝大典。2009年4月3日，马英九在台北遥祭黄帝陵，后任内六度参加遥祭黄帝陵典礼。中国国民党领导人连战、吴伯雄、江丙坤、林丰正，新党主席郁慕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等也先后来黄帝陵谒陵祭祖。
六
“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古代中国人，认为只有祭祀和打仗是国家最重要的两件事。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功利性活动，都与当时的祭祀有密切的联系。《国语·鲁语上》“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故而，慎终追远就成为是我们这个民族自古就有的传统。祭天地，袛宗庙，祀祖先，拜鬼神，朝四方，各种祭祀，样式百般，并由此衍生蔚为大观的祭祀文化。而由祭祀文化又衍生出更为宏大的礼乐文明，也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干。
黄帝，带领华夏民族的先民们开辟洪荒，肇启鸿蒙，开启了中华民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先河，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是中华文明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更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肇创者。几千年来，我们祭祀黄帝不辍，不就是为纪念它发明了，造就了中华文明吗？黄帝陵前，肃立静默，心香一炷，告慰始祖，子孙们在延续着，传承着现任开创的基业，正在发扬光大。
七
神农、伏羲、女娲、燧人，这么多传说中的中国老祖先，为何选择祭祀黄帝呢？为什么要在这里寻根祭祖，凭吊怀古呢？而我们又为何称自己为炎黄子孙呢？
1840年起，国门渐次被打开。国家内忧外患，残破不堪，在屡次交锋中，一败涂地。神州什么时候受过这等屈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开始痛定思痛，在觉醒中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也开启了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这些人认识到民族国家的重要性，认为彼时首要的任务就是“民族建国”，即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统一国家，以救亡图强。同时，为反对满清政权，正名汉民族传统，区别夷狄，必须结合“大群”，寻找一个“可以统一大群之主义”，这就是民族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对黄帝的尊崇和黄帝作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地位不断得到强化和高度认同。
1903年，国刘师培《黄帝纪年论》写到“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为吾四百兆汉族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是则黄帝者，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继黄帝之业，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几乎就在同时，《江苏》杂志第3期刊登了“中国民族始祖黄帝像”，并且公开改用黄帝纪年。同时，陈天华的通俗革命小册子《猛回头》、《警世钟》，较早刊登黄帝画像，并且纵情高呼黄帝为“始祖公公”，更使黄帝广泛地深入人心。甚至辛亥革命后，在纪年方面，都开始流行“黄帝纪年”。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夕，宋教仁创刊《二十世纪之支那》，也采用了陈天华所刊登的黄帝画像，并且配以题词：“起昆仑之顶兮，繁殖于黄帝之浒。借大刀与阔斧兮，以奠定乎九有。使吾世世子孙有啖饭之所兮，皆赖帝之栉风而沐雨。嗟吾四万万之同胞兮，尚无数典而亡其祖！”
应该说，黄帝作为源远流长且为亿万国人所认同的文化符号，对于同盟会的建立与辛亥革命的胜利，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自清末以来形成的轩辕黄帝为中华民族象征的意识，终民国一代直至今天，成为华人普遍接受的观念，这也就不难理解时至今日延绵不绝的公祭黄帝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