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十年代记者收入情况如何?

泛旅传媒 2023-01-18 16:30 编辑:admin 251阅读

广义的文化人也包括传媒的记者和编辑。《重庆晨报》是一家“都市报”类型的报纸,完全靠广告和市场销售维生。在该报副总编何房子看来,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媒体从业人员的收入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变化:“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到2002或2003年,大概有个七、八年的时间,至少在重庆,记者的收入与其它行业相比,还是比较高的。就拿我们报来说吧,1997、1998年,我们报社一个好的记者,每个月能拿一万多元人民币的工资。但2003年之后,都市报之间的竞争变得非常激烈,各报纷纷扩张,大批招聘记者,导致成本上升,利润下降,同时由于记者增多,人多粥少,同业竞争也加剧,所以记者收入便开始降低。现在重庆四家都市报中,好的记者每月平均能拿六、七千块钱,多的能拿七、八千块钱,而比较差的记者,如见报率很低的记者,新闻线索很少的记者,月收入可能从几百块钱到千把块钱不等,至于那些没有完成基本工作量的记者,甚至拿不到什么钱。”

但不知为什么,即使是收入不错的文化人,也爱自称“无产者”。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文人被称为‘亭子间写稿先生’,其中的一些高级文人,如巴金、靳以等人,可以算中产阶级,他们可以买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黄包车夫,星期天可以下馆子,此外,文化单位里编辑以上的文人,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申报等一大批自由报纸的高级文人也是中产阶级,但刚刚进入上海的那些‘愤青’则算不上中产阶级,鲁迅周围的那些人,如胡风、萧红、萧军等人,也算不上中产阶级,他们政治上的激进化实际上与他们经济水准的低下、以及在上海这个大都市打不开局面的情况是有关系的。

“实际上,被鲁迅骂为‘资本家的乏走狗’的一些文人,像梁实秋、林语堂,他们的经济状况和生活境界是鲁迅周围的那些‘愤青’们在上海这个城市努力追求的东西,只是因为达不到,他们才转而愤世嫉俗。过去我们一直不肯说这个事,但今天我们对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左翼化进行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分析,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们政治上、思想上的激进究竟缘何而来。”

但是,也有例外。就像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保守的穷人和激进的富人一样,文化人的政治倾向也不完全取决于他的生活状况。有时,触目惊心的贫富分化也会使一个生活优裕、温和稳健的艺术家拍案而起。

朱学勤也承认,鲁迅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外:鲁迅的收入肯定是中产阶级的收入,但鲁迅却有着明显的左翼政治倾向。

张广天也认为自己是个例外。“我是一个过着中产阶级生活的‘无产者’,”他微笑着,露出了“烟黄的牙齿”,“2000年前后,中国的贫富分化现象非常突出,非常严重,民间因此产生了左翼情绪,我导演的《切・格瓦拉》不过是迎合了这种情绪罢了。”

作者电子邮件地址:weicheng_ft@yahoo.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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