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发展史书？

一、中国现代发展史书？

现代人写的史书：

1.中国史：

范文澜《中国通史》

翦伯赞《中国历史纲要》

张岂之《中国历史》（没有共和国史）

钱穆《国史大纲》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张传玺《中国史纲》

周谷城《中国通史》

白寿彝《中国通史》

内藤《中国史通论》

2.世界史：

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6册）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汤因比《历史研究》

阿尔德伯特《欧洲史》

3.历史地理：

蓝勇《历史地理学》

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

4.专门史：

《中国文化史》

《世界文化史》

《中国经济史》

《世界经济史》

《宗教史概论》

《中国政治制度史》

《世界政治制度史》

二、中国现代发展史？

中国现代史是指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分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两大历史阶段。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人民建立政权、巩固政权、探索与发展中国，使中国走向富强、民主、自立的一段发展史。

三、中国现代商业发展史？

在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历程中，被誉为开创中国近代工商业的代表人物有唐廷枢、徐润、盛宣怀、席正甫等，但若从开拓经营面的广泛程度以及具有民族特性等方面来评论，徐润则堪称中国近代早期民族工商业最杰出的代表。

中国近代商业是指从清代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新式商业。

四、中国现代园林发展史？

中国现代园林泛指适合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当代园林。现代园林的发展，必须依赖于本土风景园林师的艰苦努力。中国风景园林师必须关注风景园林的本土化研究，积极探索富有地域性景观文化特征的风景园林作品。现代园林师要开阔思路，挖掘古典园林的现实意义。

五、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

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散文创作中，最早发端和得到发展的是议论性散文。

由于当时正在展开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这种说理的文字就特别发达起来，当时除有很多政治性、社会性的论文之外，也出现了一些具有文学色彩的议论文字，象《新青年》杂志刊登的李大钊的《青春》、《今》，和陈独秀的《偶象破坏论》、《克林德碑》就是这样的作品。

《新青年》杂志从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起，还增设了“随感录”这个栏目，陆续发表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等人撰写的短小精悍的议论文字，猛烈地攻讦了封建主义的痼疾。其中，刘半农的文章，在抨击论敌时嬉笑怒骂，寓庄于谐，极尽揶揄与夸张之能事。

与此同时，还有不少重要的报刊杂志也都增设类似的栏目，在这一年12月创刊的《每周评论》和1919年 8月创刊的《新生活》，就都设有“随感录”的栏目。

在这类有关社会和文化思想的评论文字中，有不少都写得生动晓畅，淋漓尽致，很有文学意味，它们的大量出现，促进了议论性散文的发展和繁荣。

在《新青年》“随感录”中最精辟的文字，是由鲁迅所撰写的。

他尖锐地抨击那些吹嘘保存“国粹”的顽固派，“都是‘屠杀者’”（《随感录五十七·屠杀者》），“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随感录四十二》），如果还要保存“国粹”，将会发生的严重后果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随感录三十六》），识见精深，启人深思。

鲁迅还发表了不少篇幅略长的议论性散文，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它所造成的腐化与愚昧，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这些作品充满了深沉而炽热的感情，不仅思想深刻，在艺术上也很有魅力，将议论性散文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

他终生都撰写这种议论性散文，作为鞭挞反动派以及旧制度、旧思想的武器，以独创的艺术形式，广泛地总结了有关社会与文化思想斗争的经验和规律。

议论性散文是鲁迅的文学遗产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由鲁迅参加奠基和开创的这种议论性散文，后来通常都被称为“杂文”。这种文体在现代散文史和现代文学史上都有极重要的地位。

抒情性散文在“五四”时期常被称为“美文”，它的出现和成长，对于保卫和繁荣新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意义。证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它的出现稍晚于杂文，然而在后来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冰心是较早撰写抒情性散文的作者，她的《笑》、《往事》与《寄小读者》，奠定了她在散文创作中的地位。她经常赞颂的主题是母爱、童心和美好的大自然风光，这本身就是对于冷酷和僵化的封建伦理观念的冲击。她的文笔也委宛隽秀，清新明媚，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比起冰心来，叶绍钧的散文创作更能跟上时代的发展，他的散文集《剑鞘》（与俞平伯合著）和《脚步集》中那些吟味社会人生的文字，写得谨严切实，朴素隽永。他在“五卅”以后的有些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周作人是“五四”时期提倡抒情性散文最力的作者，他的《美文》一文对于此类散文的创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收录于《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和《谈虎集》中的抒情小品，写得苍劲古朴，舒徐自如，往往于淡泊之中显出一股凌厉之气，发生过不小的影响。但那些品赏草木虫鱼，沉溺于说理谈玄的作品，却流露出封建士大夫式的闲情逸致。

在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中，朱自清也是一个重要的散文作家。

他具有多种文字风格，像《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写得绮丽纤秾，情景交融；《荷塘月色》和《绿》，运用对于音乐和色彩的感受，进行巧妙的比喻和联想；《背影》却以白描的文字，勾画了父子离别的凄切场面；《执政府大屠杀记》则是细致曲折地描绘“三·一八”惨案的实况。

朱自清在思想和艺术上作了严肃认真的探索，写出过不少出色的小品散文，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贡献。

创造社的主将郭沫若，用一种激荡和奔腾的情调，写出了自己在人世的坎坷，控诉社会的罪恶，倾诉内心的悲愤，《星空》、《橄榄》、《水平线下》等集子，所收入的就是这类作品。

郁达夫的散文具有更大的影响，《还乡记》、《还乡后记》、《日记九种》等篇章，诅咒丑恶的社会，渴望真挚的情爱，坦率地剖析着内心的苦闷与愤慨，写得清新流畅和富有激情。

他写于30年代的《屐痕处处》、《达夫游记》等作品，则又俊秀圆润，富有神韵和气势，而且还表达出憎恶黑暗现实的沉痛和愤激的感情。

以“新月派”诗人闻名的徐志摩，他的散文在20年代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这些作品直抒胸臆，较多表达了他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思想情趣，艺术上刻意追求，注重锤炼字句，但有的内容伤于轻佻，文字也因追求辞藻的华丽而显得过度的铺张繁复。

“五四”以后，还兴起了一种篇幅短小、更多地省略了叙事因素、同时又具有较多诗意的抒情性散文，即散文诗。

许地山的《空山灵雨》是这类创作首次较大的结集，它抒发情怀，探索哲理，既执著人生、谴责黑暗，又怀疑现世、畏惧斗争，反映了当时某些追求进步与正义的知识分子，也有着软弱和遁世的一面。

在这之前，鲁迅的《自言自语》、郭沫若的《我的散文诗》和刘半农的《老牛》、《晓》等篇什，都是散文诗创作的最初的尝试。至于鲁迅的《野草》，更是散文诗创作中的名著。王统照当时写的一些散文诗，也以激昂的感情打动过读者。30年代从事散文诗创作的还有丽尼和陆蠡。

“五四”前后的散文创作，大都洋溢着反封建的思想感情，体现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大都表现出了这种倾向，主张浪漫主义的创造社作家在这方面自然表现得更鲜明和突出。

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不断传播和工农革命运动的逐渐高涨，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将个性解放的要求与对于社会主义的向往结合起来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开始分化以后，坚持反封建斗争的杂文创作依旧在前进着，1924年创刊的《语丝》（见语丝社）周刊，登载的文字就“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1925年创刊的《莽原》周刊，也是为了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

除了鲁迅之外，周作人和林语堂也是《语丝》的重要作者，围绕着“三·一八”惨案等事件，他们也曾写过一些很有思想锋芒的杂文。但是与此同时，两人也开始表现出妥协和自由主义的消极情绪。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许多革命作家向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左翼或进步的文学刊物都重视刊登杂文，在当时还出版过一些以登载杂文为主的刊物。

鲁迅这个时期的杂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了冲破国民党反动派当局严密的文网，他不得不经常变换笔名，写得较为隐晦曲折，虽是“带着枷锁的跳舞”（《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却说明他运用这一武器，达到了熟练的地步。

瞿秋白最早认识到鲁迅杂文的重要意义，认为在“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对于鲁迅杂文的成因、特征和社会作用，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这一时期，他自己也写了一些杂文，像《民族的灵魂》和《王道诗话》，就都是精粹的作品。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也写了不少抨击时弊的杂文。由于杂文创作在30年代的广泛发展，从青年作者笔下涌现出不少成功的作品。

像唐弢的《推背集》、《海天集》，写得犀利劲遒；柯灵的《市楼独唱》，写得简练深切；徐懋庸的《打杂集》，写得质朴隽永，都为战斗的杂文创作增添了光彩。

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之间，出现了一批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抒情小品作者。

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车箱社会》，洗练流畅，颇具神韵；梁遇春的《春醪集》、《泪与笑》，娓娓而谈，吟味人生；

李广田的《画廊集》，散发出泥土的芳香，显得绚丽而又浑厚；何其芳的《画梦录》，以令人眩目的色彩，勾画着朦胧和缥缈的图景；

陆蠡的《竹刀》，时时在美丽动人的景色中，编织着令人悲愤的故事；

吴伯箫的《羽书》,善于从生动的形象中，展开海阔天空的遐想。还有钟敬文、靳以、丽尼、缪崇群等，也都各具自己的风格。

广阔地反映生活的散文，是由一批著名的小说家写出的。茅盾的《上海的大年夜》、《故乡杂记》，以深切透辟的文笔，描写出中国城乡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走向萧条和败落的情景；

蹇先艾的《城下集》，愤懑地揭露着麻醉和堕落的社会；

鲁彦的《驴子和骡子》、《旅人的心》，以忧郁的调子诉说着苦难的人生；

巴金的《旅途随笔》、《短简》，愤怒地诅咒黑暗和热情地追求光明；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在舒徐的牧歌情调中，呈现了纷繁的社会小景；

叶紫的《夜的进行曲》、《长江轮上》，象是用皮鞭抽打着腐败和残暴的旧世界；

萧红的《商市街》和《桥》，描写自己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时，闪烁出青春与理想的光芒；

吴组缃的《黄昏》、《泰山风光》，淋漓尽致地描绘着各种世态，对于性格的勾勒尤其逼真。

在散文创作获得丰收的时候，林语堂于1932年创办《论语》（见论语派），1934年出版《人间世》，1935年刊印《宇宙风》，提倡离开现实斗争的“幽默”、“性灵”和“闲适”的小品文，形成一时的风尚。

鲁迅和茅盾等左翼作家，及时地批评了他有违于新文学战斗传统的不良倾向，并支持前进的小品文刊物《太白》的工作。

由于时代的需要，叙事性散文也在20年代应运而生，并迅速地产生了比较成熟的作品。

象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记载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真相，以悲壮的史实、昂扬的诗意、激荡的感情和坦率的内心独白，交织成清新奔放和雄浑沉着的艺术风格，表现了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理想的赤诚追求，是中国出现得较早的报告文学作品。

又如反映“五卅”惨案的《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叶绍钧）、《暴风雨》（茅盾）、《街血洗去后》（郑振铎），也都满怀激情地描写了这一重要和难忘的历史场面。

叙事性散文进一步繁荣的标志，是30年代出现了大量报告文学作品。其中，柔石的《一个伟大的印象》，就是较为成功的作品，它以明丽和刚健的笔墨，写出了在革命斗争中锤炼出来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新人。

韬奋的《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是他游历欧洲的记录，以朴素平易和真挚隽永的文字，写出了资本主义世界种种无法克服的矛盾，却又肯定它在发展生产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写出了资产阶级民主虚伪和残缺的一面，却又认为它比尚未摆脱封建专制的国民党政权，具有无法比拟的民主，表现出严肃认真和实事求是的文风。他的这些作品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被认为是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游记格调。

这说明由于时代和社会的需要，有些游记体裁的作品发生了从侧重于抒情的小品文类型，向侧重于叙事的报告文学类型的转化。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刘思慕的《欧游漫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以朴实苍劲和议论横生的文字，揭露了当时的黑暗，渲染出日本侵略者强兵压境的危急气氛，激励了许多读者的爱国情绪。他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报道，更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36年是报告文学的丰收年，在当时涌现出来的大量作品中，《包身工》（夏衍）和《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宋之的）是尤为出色的篇章。《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以揶揄的笔墨和别致的结构，写出了山西省的反动统治者推行“防共”措施的恐怖统治；

《包身工》则通过几个令人战栗的人物，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对包身工进行压榨和蹂躏的罪行。这两篇作品，将新闻的真实性和报告的文学性结合在一起，长期以来成为报告文学的示范性作品。

扩展资料：

中国现在散文的创作演变：

从抗战爆发直到解放战争时期，随着社会的动荡和时代脉搏的变化，散文创作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

虽然整个说来，这个时期散文创作的成绩较之20、30年代要逊色一些，但仍然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杂文创作继续取得了新的收获。巴人和他周围的一群作者曾在号称“孤岛”的上海，用杂文作武器同日本侵略者及汉奸走狗战斗，著有《边鼓集》、《横眉集》等。

在大后方的作者中，聂绀弩的《历史的奥秘》、《蛇与塔》，观察犀利，分析透辟，揭露出许多封建主义的痼弊。冯雪峰的《乡风与市风》、《跨的日子》，抨击了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造成的精神创伤，颇具哲理。

夏衍的《此时此地集》、《长途》，孟超的《未偃草》，宋云彬的《破戒草》，秦似的《感觉的音响》，朱自清的《标准与尺度》，林默涵的《狮与龙》等杂文集，都尽了抨击黑暗和歌颂革命的任务。

这个时期里杂文写得最多的是郭沫若，有《羽书集》、《蒲剑集》、《今昔集》、《沸羹集》、《天地玄黄》等集子，以昂扬的激情，智慧的预见，激励广大读者为民主和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

相形之下，这一时期的抒情诗与记叙散文数量较少，但很多有成就的作者依旧写出了一些佳作。茅盾是这方面收获最丰富的作者。他的《白杨礼赞》、《风景谈》，就是激荡着时代风云，蕴含着哲理意味的作品。

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成长起来的大批作家中，也开始写出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像孙犁的《识字班》、《织席记》等，写得清新朴素，优美动人，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

这一时期，由于时局的动荡和客观形势的急遽变化，为读者所关心的报告文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散文创作中最为重要的样式。

继抗日战争前夕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之后，抗战初期，又出现了梅益等主编的《上海一日》，解放区也曾出现过《五月的延安》、《冀中一日》等报告文学的集体著作。

抗日战争期间，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运用这种最具战斗性和群众性的文学样式，敏捷地反映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像丘东平的《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对抗战初期硝烟弥漫的气氛、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下级官兵的抗日要求以及敌军的暴行等等，都写得栩栩如生；

曹白的《这里，生命也在呼吸》、《在敌后穿行》，写出了人民群众强烈的抗日要求，以及国民党救亡机构的腐败；萧乾的《矛盾交响乐》、《血红的九月》，以洒脱、秀丽的文字，反映了战时英国的景象。

由于国民党当局加强野蛮的书报检查制度，揭示真实情况的报告文学曾经一度沉寂下来。抗战胜利后，郭沫若的《南京印象》和茅盾《苏联见闻录》，都是值得注意的报告文学著作。

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报告文学创作始终在蓬勃地发展着，丁玲的《陕北风光》，以朴素、亲切的文字反映了边区人民的新生活、新风尚；

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和《战地日记》，以一种简洁和严峻的风格，写出了很多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故事；

刘白羽的《环行东北》和《历史的暴风雨》，以昂扬的激情抒写了解放战争时期的激烈战斗，跃动着振奋人心的时代脉搏。

此外，《日本人的悲剧》（何其芳）、《新人的故事》（叶以群）、《铁骑兵》（杨朔）、《陈赓将军印象记》（荒煤）等，也是引人注意的收获。

沙汀的《随军散记》，以深切感人的抒情气息，绘声绘色地写出了贺龙将军坚韧、豪爽、诚挚、开朗和富于同情心的鲜明性格，给读者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在这一时代环境中，还有不少年轻的报告文学作家成长起来，写出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

象黄钢的《开麦拉前的汪精卫》、《我看见了八路军》，有着生动的描绘、辛辣的讽喻和充满鼓动力量的政论性，显出了壮阔的气势；华山的《窑洞阵地战》、《碉堡线上》，在描写艰苦的战斗岁月时，洋溢着质朴的泥土气息和诙谐的乐观主义精神。

六、中国现代体育的发展史？

中国近代体育只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 在这100多年里,西方体育开始传入中国,并逐渐得到普及与发展;中国传统体育在不安定的环境中艰难地奋进;中国体育在这两大不同体育体系的相互排斥与相互吸收中走过了它的近代发展历程———留给人们的是一部恢弘而艰辛的近代体育发展史。毫无疑问,体育不仅仅指向个体,它更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意义,包涵着特定时代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和理想追求。

七、简述中国现代品牌发展史？

在我国，说到品牌商标的历史，就总要提到最早的商标的萌芽———宋代的山东济南刘家功夫针铺的“兔儿为记”。其实，真正近现代意义上的商标，在中国则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从清末到新中国建立前，我国的商标至少有以下几类。

(1)以动物名称及图案造型绘制商标，如刘鸿生先生的“象”牌火柴商标;古耕虞的“虎”牌猪鬃商标;黄楚九的“龙虎”牌仁丹商标等。

(2)以我国著名标志性建筑命名并绘图的，如“哈德门”、“大前门”、“天坛”等商标。

(3)以中华民族传统吉祥物或信仰符号、文字、图案及色彩绘制商标的，如天蕴初先生创办的“天厨味精厂”的“佛手”商标，天原电解化工厂的“太极图”商标，方液仙中国化学工业社的“三星”牙膏、蚊香等商标，黄楚九中法大药房的“九福”(九只蝙蝠为图案)的商标等。

(4)以民间喜见事物的图案造型绘制的商标，如黄楚九的“小囡”香烟商标、“大婴孩”香烟商标等。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不同时期的商标，也明显反映着创制决策者的思想观念，体现他们的政治倾向、文化品格等。

例如:范旭东先生创办的永明漆厂，从产品研制之始，就选定“鹤”牌做商标。这是因为当时在我国市场上，到处是日本的鸡牌油漆，几无国货可以与之竞争、抗衡。于是，永明漆厂就想要“鹤立鸡群”，为中华民族争口气。

盛锡福帽厂的商标、图形是三顶帽子，但环绕四周的文字，则是“努力本国工业，发展中华国货”。

最为有名的商标，当属天津东亚毛纺厂的“抵羊”牌毛线商标。那是两头雄壮的公羊抵角而立，在拼死一决雌雄。造型刚健有力，生气勃勃，充满了奋发图强的精神意蕴。“抵羊”二字，又与“抵洋”谐音，明确表达出中国民族企业“抵制洋货”、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意志与决心。

由此可见，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我国民族企业中有相当一批商标品牌，明确、突出地体现出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特征，反映着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对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的向往。而且，我国这些早期商标品牌，从一出现，就极为重视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与特色的把握。

尽管那时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洋货泛滥，洋商横行，买办狐假虎威;尽管那时的中国民族企业还在非常艰难的境地中惨淡经营，苦苦挣扎，但从商标管理上，却能看到一种民族的精神，那可称为支撑中华脊梁的“骨气”。

品牌的历史虽然悠久，但在我国的发展却十分缓慢。新中国建立前，由于连年战争，经济凋敝，品牌的发展受到限制。新中国建立初期，一大批品牌重获新生，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刚刚兴起的品牌发展又陷入停顿。所以说，我国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的品牌发展是改革开放后才开始的。

一、大量商标和品牌管理法规的颁布

中国在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颁布第一部商标法，后来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又制定了若干个商标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于1950年颁布了《商标注册暂行条例》，于1963年公布了《商标管理条例》和实施细则，于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1993年又对商标法进行修改并重新公布，从而使商标制度在中国逐步建立并走上正轨，品牌的注册和管理也日臻完善。

二、品牌传播形式得到拓展

广播电视、网络、现场宣传等宣传工具和方法也在品牌传播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一些实用、低廉、针对性强的载体也用来传播品牌

八、现代公关活动发展史

现代公关活动发展史

在当今社会，公关活动已经成为企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要了解现代公关活动的发展史，我们需要回顾一系列历史事件和重要里程碑。本文将从早期公关实践的萌芽开始，一直追溯到现代公关活动的蓬勃发展。

早期公关实践

公关活动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古代时期，但真正被认可为公关活动的起点是20世纪初的美国。当时，企业意识到需要通过有效的沟通和形象管理来塑造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这导致了公关活动逐渐走向专业化。

在公关实践的早期阶段，公共关系主要侧重于媒体关系、危机管理和品牌塑造。公关从简单的传统传播工具演变为包括广告、事件营销、社交媒体等多种形式的传播手段。

公关活动的逐步规范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公关活动逐步走向规范化。各类企业和组织开始注重建立专业的公关团队，制定公关活动策略，并不断优化沟通方式以应对社会和市场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公关活动的重要性逐渐被认识到。企业开始意识到，良好的公关活动可以提升企业形象、增强公众信任，并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数字化时代的挑战与机遇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公关活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传统的公关手段逐渐被新媒体所取代，企业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公关策略，与时俱进。

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企业可以直接与消费者进行互动，传播品牌理念，并实时了解市场反馈。然而，数字化时代也带来了公关危机的快速传播，企业需要加强危机管理能力，及时应对各类负面事件。

未来发展趋势展望

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公关活动将面临更多新的挑战和变革。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将进一步改变公关活动的形式和方式。

同时，随着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企业的公关活动也将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价值。在未来的发展中，公关活动将更加立足于公众利益和社会责任，成为企业与社会之间沟通的桥梁。

结语

通过对现代公关活动发展史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公关活动在不断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企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公关活动不仅仅是一种传播手段，更是树立企业形象、提升品牌价值的关键。在未来的道路上，公关活动将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促进企业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共赢发展。

九、中国近现代高铁发展史？

中国高速铁路发展总体概括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技术引进与国产化阶段；第二阶段：消化吸收再创新阶段；第三阶段：复兴号创新阶段。

第一阶段：技术引进与国产化阶段

2004年4月1日，国务院下发了《研究铁路机车车辆装备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

2004年8月，铁道部公开招标采购时速200公里动车组；

2005年10月，铁道部公开招标采购时速300公里动车组；

代表车型：CRH1、CRH2、CRH3、CRH5。

CRH2A型动车组

第二阶段：消化吸收再创新阶段

2008年2月26日，铁道部、科技部共同发起“中国高速列车自主创新联合行动计划”；

代表车型：CRH380A、CRH380B、CRH380D；

2010年12月2日， CRH380A最高运行时速达到486.1公里；

2010年12月5日，CRH380B最高运行时速达到457公里。

CRH380A型动车组

第三阶段：复兴号创新阶段

2012年，中国铁路总公司主导研制中国标准动车组；

2016年，中国标准动车组创造了420公里时速交会试验；

2017年7月1日，16辆长编组“复兴号”动车组首次投入运营。

代表车型：CR400AF/BF、CR300AF/BF；

十、中国现代经济学发展史？

中国当代经济史指中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2018年的经济发展过程，2018年成为国内外发展经济学研究热点。主要研究论述有二元经济论、时间序列分析法及发展阶段论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实行类似于苏联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被称作过渡时期总路线。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实行苏联式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该体制的弊端随着经济发展不断趋向严重。自1978年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经济体制由旧有的不适应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的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政府对经济依然有某种程度上的主导作用，与日韩模式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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