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中西古代公共关系的异同

比较中西古代公共关系的异同

一、古代公共关系的渊源

纵观历史，早在古代埃及、巴比伦、波斯、古希腊、古罗马，统治者就用武力和舆论手段来控制社会，处理与民众的关系。这些帝王、政府都曾动用大量的金钱和人力去营造雕像、寺院、陵墓，写赞美诗等，用精湛的艺术手法描述他们的英雄业绩，

树立统治者的声誉， 宣扬自己的伟大和神圣的身份， 也传播生产知识。 他们具有强烈的“公关意识”。

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有了靠创作赞美诗维持生扮返枣活的人。

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修辞学》中就怎样运用语言来影响听众的思想与行为进行了精辟的阐述。该书被称为最早探讨“公共关系理论”的专著。

古罗马的凯撒创办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日报——《每日记闻》，他还专门写了一本记载其功绩的纪实性著作——《高卢战记》，厅拆这本书曾被西方一些著名的公共关系专家称为“第一流的公共关系著作”。

古代基督教在全世界卓有成效的传播， 也被认为是古代 “公共关系”的又一典范。

中国是文明古国，“公共关系”的思想与活动可以追溯到有文字记载的远古时代。

统治者的“公共关系”活动在商代就已产生，部族首领已认识到民意和利用民意的重要性。在盘庚迁都的故事中，盘庚在三次演说词中都提出“朕及笃敬，恭承民命”，证明他已懂得顺民意、得民心，办事要向民众说明原因，用意才能实现。

中国古代在收集民意、利用民意的技术方面也世侍有相当大的发展。大禹为治水曾“合诸侯于涂山”，协商后终于得到大家的支持，才得以指挥千军万马完成了治水的壮举。

周朝时，宫廷已有“采诗”制度，目的之一就是以此来体察民情民意。《左传》中的“子产不毁乡校”，体现了舆论监督和知识分子与政权间的双向沟通。

秦国的商鞅利用“徙木赏金”的“人为事件”来取信于民，表明变法改革的决心，在民众中树立了可信赖的形象。

中国古代的说服传播技术、技巧已相当发达，已成为制造舆论和协调各种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例如：苏秦周游列国宣传“合纵”之说，维持了十几年的和平，成为“三寸不烂之舌，胜于百万雄兵”的典型案例。

历代农民起义领袖们也都十分注重利用各种传播手段来制造舆论，赢得民众的支持。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洪秀全都各有经典做法。

在中国古代的一些经济活动中，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各种传播手段和沟通技巧来宣传自己，树立自己良好的声誉和形象。张骞通西域、郑和下西洋在世界公共关系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下面哪些是古代公共关系发展表现( )。

自发性与盲目性，依附性，政治性和鲜明的功利色彩。

现代社会的公共关系源于社会运行的内在要求，是一种自觉性的产物，一门学问。而古代社会在各个领域中存在的公共关系思想，认识和活动，都比较零散，大多数是一种个人行为，且通过不自觉的方式表现出来，因而具有自发性的特征。正是由于它不是人们有意识，有组织开展的公关活动，因此缺乏现代公共关系明确的目的性，从而呈现出巧胡盲目性特征。

现代公共关系是一种专门的管理职能，一种社会职业。而古代公共关系则依附于其他生产活动和社会隐斗活动，没有明确的职能，更不可能有专职的从业人员。古代的“士”，“门客”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说客”、一种“御用工具”，其存在主要是服从政治上的需要，具有明显的依附性特征。由于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经济落后，灶宽磨商业不发达，个人的活动范围始终被限制在狭窄的血缘，地缘关系之内，因而整个社会的经济关系，交往关系比较简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治斗争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则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这些政治集团为了各自的需要，在一定时期内采取种种方法与民众进行沟通，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功利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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